不久前，山东省菏泽市被拆迁户李民生，因为无法承受开发商和当地政府“逼着找不倒(到)房子就抢(强)拆”的巨大压力，在自己家的三楼上吊自尽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当地拆迁指挥部某位领导在知道这一情况后，不是着手化解矛盾，调整拆迁工作，反而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吻当众说：“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？气死的、吓死的、逼死的……”（见１１月２９日《记者观察》）
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一副典型的酷吏嘴脸。
酷吏在中国历史上，可谓源远流长。当年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就专门为他们作了一卷《酷吏列传》，收录了当时最有名的１０个酷吏，在此后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上，酷吏的种子一直绵延不绝。现在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酷吏原本应该从政府官员的行列里消失，但这位领导的一席话，却让我们意识到，酷吏的存在，仍然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。
酷吏的最大特点，是办事的时候，敢于痛下辣手；对“妨碍公务者”，喜用重典，苛酷无情；在个人心态上，则心如铁石，全无恻隐之心。以这几个方面来衡量菏泽的这次拆迁，就会发现的确如此。比如报道中说，一位女士曾经向拆迁指挥部哭诉丈夫重病卧床，希望能够获得怜悯，换来的却是“下午我丈夫正在输液时，来了几百人的执法队伍，团团包围了整条街，头戴钢盔的行政执法人员拿着大锤、钢钎，从东面邻居家墙上强行打开一个洞，进去就把门窗、遮阳棚砸得稀烂，我连气带吓当场休克过去，后来还是我丈夫拖着病体把我送进了医院”——让古时的著名酷吏张汤、来俊臣等人来主持拆迁，其手段也不过如此吧？
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是：酷吏产生的条件究竟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恐怕主要有这样几条：一是任命制导致了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不需对下负责。无论民怨再大，只要领导满意，照样可以升官。二是只顾目的、不择手段的政绩观催生了酷吏。比如拆迁，如果“上面”只要限时拆完，别的不管，“下面”当然就乐意强力推进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“能力”和“魄力”，拿出耀眼的政绩。
如果说还有第三条原因的话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加上金钱这个因素。从报道中披露的情况看，这次拆迁是因为有开发商要在原地建一个商品房小区，这本来是一个市场行为，应该由开发商和被拆迁户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自己去谈判。但当地政府却公然违背国务院三令五申的“政府行政机关不得干预或强行确定拆迁补偿标准，以及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承担的拆迁活动”的规定，组成拆迁指挥部，甘做开发商的助手乃至打手，这背后有没有权钱交易的因素，就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。
酷吏当休！酷吏所以能够“酷”，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。中央早就提出了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的方针，酷吏在本质上和这一总要求是格格不入的。当然，要根绝酷吏现象，单靠中央的约束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应该加快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，努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，尽最大努力来推动和完善法治建设，使酷吏无处容身。酷吏销声匿迹之日，就是和谐社会建成之时。
